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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展:傲骨見精神 文章百世名
發布日期:2018-06-12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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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他是作家,創作了大量雜文,短小精悍,砭時弊,其辭鋒之犀利、諷刺之辛辣、識見之廣博,在當時文壇堪稱翹楚。他更是學者,直言自己“一生所在,唯此兩書”——《詩經直解》《楚辭直解》,兩部力作凝聚了畢生心血,學界譽之“詩騷直解堪千古”。他就是九三學社社員、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展先生。2018年,恰值陳子展先生誕辰120周年,《光明日報》4月9日第16版整版刊發了徐志嘯先生的評介文章《陳子展:傲骨見精神 文章百世名》《詩騷直解堪千古》,以此緬懷這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杰出學人,本網現予轉載,以饗讀者。

陳子展:傲骨見精神 文章百世名

學人小傳

陳子展,名炳坤,字子展,1898年4月14日生于湖南省長沙縣。早年畢業于長沙縣立師范學校,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任教。曾在東南大學教育系進修。1927年,因與共產黨人士來往密切,遭反動派通緝,從長沙逃到上海,入上海南國藝術學院任教授。1932年起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始兼職,后為專職,并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后一直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代表著作有《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講話》《唐宋文學史》《詩經直解》《楚辭直解》等。1990年4月8日因病去世,終年92歲。生前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經學會顧問、中國屈原學會顧問、九三學社中央委員。

陳子展先生 資料圖片

陳子展手跡 資料圖片

湘沅遺風澤畔吟,楚狂傲骨見精神。

詩騷直解堪千古,等價文章百世名。

這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許杰教授(已故),在得悉陳子展先生不幸去世后寫下的七絕詩,以此表達對這位學人的崇敬與緬懷之情。全詩的二十八個字,字字珠璣,形象而又精準地勾勒出了陳子展先生的一生,特別是他的生平個性與學術成就。

雜文

陳子展,原名炳坤,子展是他的字。1898年4月14日,他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青峰山村一戶農民家庭,幼年就讀于私塾,后入長沙縣立師范學校,畢業后任小學教師。

五四運動后,陳先生曾在東南大學教育系進修二年,1922年因病輟學,回到湖南,寄住于長沙船山學社及湖南自修大學,此后相繼在湖南多所中學及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任教。因為在湖南第一師范任教,使他有機會結識了一批共產黨人,如李維漢、李達、何叔衡、謝覺哉、毛澤東等。也正因此,1927年“馬日事變”,陳先生遭反動派通緝,不得不攜家屬逃往上海。

其時,幸應田漢之邀,陳先生入南國藝術學院任教授,開始了新生活。1931年曾旅居日本一年。1932年,他應朋友力邀,開始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一開始為兼職,1937年起被聘為專職教授,同時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他卸任系主任一職,之后便一直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直至因病謝世。

陳先生早年因生活所迫,大部分時間從事雜文寫作,借此獲取稿費賣文為生,這使他問世了大量的雜文,以及短論和詩歌作品,其中尤以雜文馳名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文壇。先生的雜文大多短小精悍、潑辣尖銳、刺中時弊,其辭鋒之犀利、諷刺之辛辣、識見之廣博,在當時文壇堪稱翹楚。

這些雜文發表時,多以楚狂、楚狂老人、湖南牛、大牛等筆名行世,讀者可在當時的《太白》《新語林》《中流》《論語》《人間世》《芒種》《濤聲》《現代》《文學》《立報 ·言林》《中華日報·動向》《大晚報·火炬》《青年界》等報紙雜志副刊上經常見到,其中尤以黎烈文主編的《申報·自由談》、陳望道主編的《太白》、謝六逸主編的《立報·言林》、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曹聚仁等主編的《芒種》等報刊為主。

陳先生也由此成為20世紀30年代文壇上著名的雜文名家。有學者認為,陳先生的雜文主要以兩種風格行世,其一為“魯迅風”,即內容常涉世事,文筆犀利,充滿調侃和諷刺,酷似魯迅的雜文風格,是投向當時社會的匕首與投槍;其二為“知堂體”,類同知堂文風,草木蟲魚、鄉土風俗、歌詩土語,隨手拈來,涉筆成趣,顯示了他的淵博學識與幽默文風。

在《申報·自由談》刊登的雜文中,有個《遽廬絮語》專欄,是陳先生專用文言文撰寫的雜文園地,而當時能用文言文撰寫雜文并開設專欄的,至少在《申報  ·自由談》,他是唯一一個。現代文學史家唐弢先生在《申報·自由談》合訂本“序”中曾寫道:如要寫現代文學史,從《新青年》開始提倡的雜感文,不能不寫;如要論述《新青年》后雜感文的發展,黎烈文主編的《申報·自由談》不能不寫,它對雜文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而陳子展先生正是這個報紙副刊的經常撰稿人,他的《遽廬絮語》專欄當時很受讀者歡迎。據《申報·自由談》主編黎烈文說,這個副刊付給作者的稿酬,依據文章質量和社會影響,最高者是魯迅和陳子展兩位。林語堂辦《人間世》,最欣賞兩位作者——曹聚仁和陳子展,理由是,兩位作者書讀得特別多,寫出的文章特別耐讀,自然特別受讀者歡迎。

專著

陳先生是我國現代最早重視近代文學研究,并于20世紀初問世近代文學史著作的少數學者之一(其他學者有胡適、鄭振鐸、阿英等)。他的兩部近代文學研究著作《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和《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于20世紀20年代末問世后,廣受好評。學界人士只要提到近代文學研究,必定講到這兩部開山之作。

這兩部同為以近代文學為主題的研究專著,堪稱異曲同工之產品,集中闡發了自1898年至1928年三十年間中國文學的發展及其演變。在陳先生這兩部書問世之前,胡適已發表了《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陳先生沒有人云亦云地照搬胡適所言,而是別創一說,且對胡適論著中有所忽視的近代時期出現的舊體詩詞創作及其作者群——宋詩運動、同光體代表詩人、近代四大詞人等,作了專門論述,體現了他的獨家風格。

對于為何定1898年為近代之開端,陳先生有自己的主見,他認為,中國在1898年開始,才有了一點近代的覺悟,中國文學才有了變遷——從這個時候開始,人民才知道要廢八股文,文人們才從八股文中解放出來;在這個時候,中國才開始接受外來影響,才開始倡導“新文體”,也才產生了“詩界革命”乃至文學革命。

那么,歷史為何偏偏到了1898年才會有這一系列的變革呢?陳先生以為,這關鍵在于甲午戰爭,甲午一戰,中國居然敗給了日本,這對中國人的刺激太大了,它促使中國人真正驚醒,由此便導致文壇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文學開始真正從傳統走向了近代。

陳先生的兩部近代文學研究著作,剛一問世旋即獲得好評。趙景深先生評價:“這本書是我極愛讀的。坊間有許多文學史的著作,大都是把別人的議論掇拾成篇,毫無生發,而造句行文,又多枯燥。本書則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且時帶詼諧。書中文筆流暢,條理清楚,對文學大勢說的非常清楚,讀之令人不忍釋手。”唐弢先生在談到《申報·自由談》時,特別提到了這兩部近代文學專著,稱陳子展先生是近代文學的研究專家。

獨家

20世紀30年代后半期,應友人力邀,陳先生開始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自此,一直在復旦大學任職。當時,為教學工作需要,他將學術研究的方向定位在了中國古代文學。開始階段是中國古代文學史,這促使他編寫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講話》上、中、下三冊,以及《唐代文學史》《宋代文學史》(后合編為《唐宋文學史》行世)。

應該說,這些都是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比較早問世的學術著作,對于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無疑均有參考價值。與此同時,他還撰寫了多篇古代文學方面的學術論文,如《唐代詩人苦吟的生活》《南戲傳奇之發展及其社會背景》《古文運動之復興》《關于中國文學起源諸說》《八代的文字游戲》等,由此也奠定了其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專家的影響和地位。

與此同時,陳先生在復旦中文系授課過程中,還曾專門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并為此專門編寫講義,此講義在時間上要早于國內不少著名文學批評史家的批評史論著。他從事古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研究,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絕不人云亦云,所言多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因而這些論著的發表或傳播,無疑在中國早期文學史領域起了某種先導作用。

陳先生的一些單篇研究論文,常言人所未言,多有獨家之說,如《關于中國文學起源諸說》一文,系統梳理了歷來對文學起源的多種說法,并一一作了評騭。又如《八代的文字游戲》一文,看似闡述八代的文字游戲,實則是對八代文學創作,從文體形式與內在意蘊作了精到的闡釋,具有諧中寓莊的特色。

自20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陳先生在偶爾涉足《詩經》語譯的基礎上,開始對《詩經》研究產生濃厚興趣,結合教學,他開始著手對“詩三百”作逐一的注釋、今譯、評論和研究,這導致產生了他后半生付諸巨大心力的《詩經》研究大工程。

可以說,陳先生畢生用力最多、體現功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首先是《詩經》研究,其次是晚年的《楚辭》研究,他曾說,自己“一生所在,唯此兩書”——《詩經直解》《楚辭直解》,兩部《直解》可謂他畢生學術研究成果的結晶。

陳先生之所以會花大力氣于這兩部書,根本原因在于,他認為,歷代許多學者都沒能科學正確地認識和詮解這兩部上古時代的詩歌集子,為此,他花費了自己后半生的全部時間和精力,投注于了這兩部直解著述之中,孜孜不倦,樂而不疲,終于向學界和世人奉獻了兩部厚重的大著。

陳先生這一生,除了教學工作(從中等師范教師到大學教授),可以說,為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奉獻了幾乎畢生的精力和心血——早年的雜文創作,使他馳名文壇;中年的近代文學研究,讓他贏得了學界美譽;中晚年的古代文學研究,特別是《詩經》《楚辭》研究,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并因此馳譽海內外。

 

詩騷直解堪千古

陳先生一生的學術研究,可以說包括了近代文學研究、古代文學史研究和《詩經》《楚辭》研究,而其中尤以《詩經》《楚辭》研究為主要領域,在這個領域里,他創獲豐碩、成就卓著,蜚聲海內外。

先看《楚辭》研究。陳先生的《楚辭》研究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那時他已年逾花甲,一千多年來蒙在楚辭研究領域的層層迷霧,促使他下決心要作一番爬梳剔抉的工作,努力還世人一個近真的《楚辭》原本面目。為此,他翻遍了歷代的《楚辭》注本,認真系統地研讀了馬、恩和西方許多理論家關于人類歷史及社會發展的論著,參考了大量的上古時代歷史、文化、風俗、天文、地理、政治、軍事等出土文物資料和歷代文獻,其目的在于還屈原與《楚辭》的歷史真面目,同時對歷來的楚辭研究諸說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尤其突出的是,陳先生在研究中有意識地將馬列主義理論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相結合,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多學科——歷史、神話、考古、文化、地理、政治、軍事、天文、動植物等相融合。在此基礎上,他闡發了屬于個人的獨立研究和獨到見解,其治學特點真正體現了自己所奉行的宗旨:不茍同,不茍異,不溢美,不溢惡,實事求是,無征不信。

陳先生提出,自己不愿無據而否定史有屈原其人,也不愿無據而肯定屈原的任何作品,凡古今人士所揭出的疑問,他都廣搜前人成說,并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予以一一爬梳澄清。在《楚辭直解》一書中,他明確提出了屬于個人獨立研究的論見——屈原二十五篇詩歌作品,集中體現了屈原的人格、志向、理想、追求,是屈原個人真實心聲的吐露,而屈原的思想,乃是兼攝了先秦諸子各家(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方術家、縱橫家等),且又體現了他個人獨特風格特色的一家。

不僅如此,陳先生還將對屈原認識的視野,置于世界文學史的高度,認定屈原的作品堪與古希臘荷馬史詩、意大利但丁《神曲》、莎士比亞戲劇、歌德《浮士德》等世界一流大家作品相媲美,這充分體現了其高屋建瓴的深邃目光和宏微結合的真知灼見。

陳先生在闡釋屈原及其作品的過程中,特別提倡歷史唯物主義。他指出,我們研究古典文學,必須以客觀現實、時代思潮、歷史背景,以及作者個人的特殊條件,作為創作源泉的反映論,才能對其作出相應的客觀評價,如只是從作者的主觀情趣和靈感、個人想象和幻想、無目的的抒寫和純審美的渲染角度看問題、作闡釋或解說,就會難以說通,也就難以令人信服。這充分體現了陳先生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研究立場和態度。

可以說,集楚辭全部作品注、釋、箋、譯、論之大成的《楚辭直解》一書,確立了陳先生在現代楚辭學界的地位和影響,他自然被聘為了中國屈原學會的學術顧問,并被列為二十世紀楚辭研究八大家之一。

陳先生的《詩經》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問世于20世紀30年代的《詩經語譯》;第二階段,20世紀50年代出版《國風選譯》與《雅頌選譯》;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集大成的《詩經直解》出版。但實際上,他為研究工作所做的各種準備,卻早在青年時期即已開始。先生對自己的研究風格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不讀遍世上所有關于這個問題的資料,決不妄下結論。他的這種有目的的廣泛閱讀,為他正式著手研究《詩經》打下了厚實基礎,而他沙里淘金的治學態度,使其研究結論更能逼近文本的客觀實際,更符合歷史和社會的真實。

陳先生認為,《詩經》三百多篇作品從各個不同角度和層面反映表現了上古時代的社會生活,是上古社會和歷史的一面鏡子。對于歷來爭議較大的一些疑難問題,如孔子刪詩說、采詩說、詩序作者、風雅頌定義等,陳先生都旗幟鮮明地表述了個人看法。

對于兩千年來陸續問世的歷代《詩經》注本,陳先生指出,它們雖然都有參考利用價值,卻也不免門戶之見和宗派情結,給本來就難以“確詁”的《詩經》蒙上了層層迷霧,使人真偽難辨、不知所從。鑒于此,陳先生態度十分明確,不唯古人所說是從,不做“毛(毛亨、毛萇)鄭(玄)佞臣”“三家媚子”“朱子信徒”,也不對古人成說一概否定、全盤拋棄,而是一切從客觀事實出發,是即是,非即非,明確棄取,毫不含糊,關鍵看是否合乎詩旨本義。

為此,陳先生既要和古人“抬杠子”——指謬正訛、去蕪存精,也要和今人作辯論——辨必有據、辨偽求真。比較典型的例子之一,如對待“詩序”的態度。古人唯儒家說教為尚,自然將漢代問世的“詩序”奉若圣旨,而近期不少學者受“左傾”思潮影響,認為“詩序”是封建貴族階級為維護本階級立場利用《詩經》所做的儒家說教,全屬牽強附會之說,應一律予以刪汰棄之。而陳先生不然,他雖也認為“詩序”乃儒家說教,在解詩中較多地取用了“三家詩”說,但他并不對“詩序”一棍子打死,而是把它結合在具體的解析作品過程中。凡“詩序”解釋合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者,他都明確表述為“詩序不誤”,而且他還在《詩經直解》一書中每一篇詩的開首,引錄了相應篇章的“詩序”,供讀者參照,這顯示了他與近世諸多學者的迥然相異。當然,對“詩序”所言有誤者,他自然毫不客氣地會一針見血指出其弊病,這充分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客觀認真態度。

陳先生詮釋《詩經》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即為了解析詩篇本義,特別是其中可能涉及的歷史與社會的多學科廣博知識,他都會予以詳盡的引證,而這些引證的材料,很可能要涉及天文、地理、歷史、風俗、生物、考古、農業、軍事、經濟等多學科、多層面,他都會不厭其煩地加以闡釋和說明,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案例,如《曹風·蜉蝣》《小雅·信南山》《小雅·賓之初筵》《周頌·良耜》《周頌·潛》等詩篇。

需要指出的是,與古人及今人各種注本相比,陳先生的《詩經直解》,有著獨特的體式:原詩與譯詩上下并列,便于對照閱讀;譯文力求正確、暢達,努力保存原始風味與民間習氣,不苛求再創造;注釋匯集前人成說,兼采近人新見,博觀約取;解題(“今按”)盡力切近詩本義,扼要評述“詩序”與反“詩序”諸說;“韻部說明”方便讀者了解詩韻。

陳先生之所以如此精心安排體式,乃是取了歷代注家的長處,體現其兼顧普及與提高的良苦用心:既使一般讀者借助本書的今譯、注釋,能讀懂、弄通《詩經》,了解其內容與風格特色,又可使研究人員省卻翻檢之勞,借助本書可獲得較多參考資料,便于參酌對照,從中獲得啟示,甚有助于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

可見,無論從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兩個維度,還是從兼顧普及與提高兩個層面看,陳先生的《詩經》研究都達到了很高的層次,他堪稱二十世紀《詩經》的研究大家。許杰先生用“詩騷直解堪千古”來贊譽陳先生研究《詩經》和楚辭的杰出成就,來概括他畢生的輝煌學術業績,應該說是言符其實的。

(作者:徐志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比較文學、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甘肅省特聘“飛天學者”,西北師大講座教授。已出版《楚辭綜論》《古典與比較》等學術著作十余部,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五十多篇。本文刊載于《光明日報》2018年04月09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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